五代十国，乱世纷纭
王朝更迭如走马灯
正统之辩却始终贯穿其中
何为正统？
官方的叙事规范
如何渗透至文字书写的肌理？
士人阶层
又如何在皇权规训下悄然表达自身的立场？
讲座回顾
本次讲座中，仇鹿鸣老师将目光投向史料，从吴越纳土、荆南归降的乱世抉择，到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的官方叙事构建，再到「后唐」称谓的悄然流行与正统话语的消解，层层深入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比正史记载更细腻、更复杂的五代政治图景。
讲座开篇，仇老师从《太平年》入题，客观揭示其语言文字、服装道具较符合史实的同时，历史刻画上也存在一些局限和偏差。接着，仇老师由吴越钱俶纳土、荆南高继冲归宋的历史细节切入，引出五代时期正统观念的核心价值。即便是表面奉中原正朔的吴越，也并非没有「野望」。仇老师指出，根据史料记载吴越国至少使用过两个私署年号——「宝大」和「宝正」，证实吴越国也曾往称帝的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半步。
五代的正统之争，并非南北朝式的同时性政权竞逐，而是北方五个相继政权的纵向博弈，其中梁、唐之争更是主线。后唐灭梁后，以「中兴唐室」自居，将后梁斥为「伪朝」，构筑起以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为核心的官方书写规范，以此确立自身承继唐室的正统性。
但当这一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规范，落实到具有私密性的官员墓志时，却呈现出参差百态的面貌。仇老师通过大量墓志文本的对比分析，让我们看到了官僚阶层的微妙应对：同光年间，前梁旧臣的墓志中，记载仕梁履历时刻意回避任职年份，以「天步多艰」一语带过；或在接受后唐「中兴」叙事的同时，以各种方式规避直书「伪梁」。而追随李克用父子的河东旧臣，及官方手笔的墓志，则严格恪守规范，将梁冠以「伪」字。
不言而喻，这种有趣的书写差异，体现了官僚阶层的私心。墓志中的这些文字细节，成为乱世中士人阶层在皇权规训下，表达立场、规避风险的「弱者的武器」。
讲座的核心亮点，在于对「后唐」称谓的溯源与解读。过去学界多认为「后唐」是后世史家为区分李唐与沙陀李氏政权的称谓，而仇老师通过新见墓志材料证实，「后唐」一词在当时便已出现，且在明宗时期开始流行，至后晋日渐普遍。「后唐」的出现与流行，并非官方刻意建构，更像是士大夫社会「自然」的产物。它的流行，加之书写「伪梁」规范的逐渐松弛，在不经意间消解了后唐「中兴」叙事的神圣感。这一隐晦的表达，实则是对梁正统性的间接认可。
而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的正统叙事，更是让这一脉络愈发清晰。入晋之后，书写「伪梁」的规范更趋松弛，直至后周太祖下诏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」，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正统书写之争，才正式落下帷幕。
从宏观视角看，后唐是五代正统竞争的胜利者，后晋、汉、周乃至北宋，在德运上皆承自后唐，视梁为「闰位」。但从微观的文字书写与阶层心态来看，胜利者却是那些被官方试图否定的异端表达——曾作为正统标识的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最终消失，而「梁朝」与「后唐」的称谓日渐流行，最终被宋初官方接受，成为正史中的正式称呼。这也展现了历史中的哲学视角，引人深思。
仇老师指出，五代的正统之争，与分裂时期其他王朝远攀大一统王朝塑造正统的方式不同，后唐的「尊唐贬梁」，立足于「破」——通过否定前朝确立自身合法性。而这场争论的背后，是官方规范、士人避书与书写习惯的多重角力。传世文献和出土的墓志材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「毛细管」如何运作，看到了乱世中个体与阶层在宏大政治叙事下的真实心态，为构造更复杂、更细腻的五代历史叙事，提供了珍贵的线索。
一场讲座，串联起乱世的政权更迭、文字的隐微表达与阶层的复杂心态。仇鹿鸣教授以扎实的文献功底、新颖的研究视角，让我们跳出对五代「乱世」的刻板印象，窥见了隐藏在墓志文字与官方叙事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历史真相。正统之争的消长，文字书写的变迁，最终都成为历史的注脚，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，却让五代的历史变得更加鲜活、立体。
供稿：学术文化部
文案：许琳
制图：李林淇
排版：张翠芸
校对：新媒体中心
审核：刘佳锜、朱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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